宁夏盐池境内有东西走向的三道明长城，它们与明朝西北四镇中的延绥镇、宁夏镇中的长城紧密相连。这些长城修筑时间、长度、方位、动用的兵力、指挥将领等史事在有关史书中都记载得很清楚了，但是它们还是留下了许多疑问，一是这些以长城为什么在明朝中期才修筑？二是明朝为什么要把长城修筑在河套地区的南端，而把*河以南纵深几百里的土地放弃给北元势力？三是明朝与北元-蒙古人交战，为什么越战的国防布局档次提升的越高？四是蒙古兵在长城以北，那么三边总制府为什么不靠前指挥，而是设在了固原？在梳理寻求这些答案中，我们发现明朝廷对待北方少数民族，在战略上，由主动进攻变为积极防御；在*策上是“恩威兼施”，这都是历史事实所能证明了的，但是我认为在明朝对待北方少数民族*策的背后不乏民族关怀思想，即是在战略进攻时期，民族关怀也时时体现在明朝统治者的言语和行动上，也体现在北方少数民族部分统治者的言语和行动上。至于歧视、仇杀、仇视，都是因各自的利益而引发的战争所产生的，而且存在于各民族之间，并非只存在于明朝统治者一方，这种歧视、仇杀、仇视的思想和心理又随着战争的升级而升级。但民族融合是大势所趋，民族融合的结果就证明了民族关怀是民族大一统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宁夏盐池长城背景明朝边备策略
宁夏盐池境内有东西走向的三道明长城，它们从北到南依次分布为河东墙、深沟高垒和固原内边。其修筑时间分别为成化十年（年）、嘉靖十年（年）、弘治十五年（年）。这三道长城与明朝西北四镇中的延绥镇、宁夏镇中的长城紧密相连，所以，本文论说宁夏盐池境内三道明长城修筑历史背景包括了延绥镇、宁夏镇中的所有长城。这些长城修筑时间、长度、方位、动用的兵力、指挥将领等史事在有关史书中都记载得很清楚了，就连修筑前的上奏、批准过程有关史书也都记载清楚了。但是它们还是留下了许多疑问，一是这些以长城为主体的*事防御设施为什么不在明初修筑，而是在明朝中期才修筑？二是从秦汉到唐，西北地区的*事防御设施都建在*河以北，而明朝为什么要把长城修筑在河套地区的南端，而把*河以南纵深几百里的土地放弃给北元势力？三是从明初到明朝中期乃至后期，中原王朝一直与北元-蒙古人交战，为什么越战中原王朝在西北的国防布局档次提升的越高，从卫所提升到镇，又提升到总制（总督）？四是蒙古兵在长城以北，那么三边总制府为什么不靠前指挥，而是设在了固原？等等。在梳理寻求这些答案中，我们发现明朝廷对待北方少数民族，在战略上，由主动进攻变为积极防御；在*策上是“恩威兼施”，这都是历史事实所能证明了的，但是我认为在明朝对待北方少数民族*策的背后不乏民族关怀思想，即是在战略进攻时期，民族关怀也时时体现在明朝统治者的言语和行动上，也体现在北方少数民族部分统治者的言语和行动上。至于歧视、仇杀、仇视，都是因各自的利益而引发的战争所产生的，而且存在于各民族之间，并非只存在于明朝统治者一方，这种歧视、仇杀、仇视的思想和心理又随着战争的升级而升级。但民族融合是大势所趋，民族融合的结果就证明了民族关怀是民族大一统的思想基础。此说不妥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指正。
明朝建国初期与北元-蒙古*交战达到了巩固边疆的目的
明初为什么没有修筑长城，是因为明朝建国初期与北元-蒙古*队的交战达到了巩固边疆的目的。这个时期，明朝对北元-蒙古*队的进攻是主动进攻。进攻的原因是北元残余势力虽然退居到了漠北，但他们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恢复其统治中原的梦想一直鼓荡在他们的心中。且他们占据着东自松花江、西至天山、伊犁河流域，北抵今额尔齐斯河、叶尼塞河，南临明朝北部防线的大片土地上，几十万蒙古人还居住在明朝内地，尤以西北为多。西北大部分地区仍由北元残余势力控制。*处于察合台后王，即别失八里的统治之下。他们占据着北中国的这片土地，“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1与明朝廷进行着尖锐的对立，期间尽管内部因*治演变而分裂成了鞑靼、瓦剌、兀良哈三卫、西北诸卫和察合台后王等，但再度入住中原却是他们的共同梦想。故史称“元人北归，屡谋兴复”。2朱元璋深知北元残余势力的威胁，尤其担心北元-蒙古人与青藏高原上居住的藏族等其他少数民族联合起来攻打中原，所以切断蒙古人与西域其他少数民族联合的通道是巩固边疆的首要任务。洪武三年（）正月，朱元璋命令徐达为征虏大将*，李文忠为左副将*，冯胜为右副将*，邓愈为左副副将*，汤和为右副副将*，出征漠北。徐达率冯胜、邓愈、汤和等卫西路*，自潼关出征，直捣定西，征讨扩廓帖木儿，李文忠出居庸关入沙漠，追讨元主妥懽帖睦尔。这是明朝*队第一次西征。徐达与扩廓帖木儿对峙于沈儿峪（今甘肃定西县北车道岘南），结果大败扩廓兵，“擒元郯王、济王及国公阁思孝、平章韩扎儿、虎林赤、严奉先、李景昌、察罕不花等官人，将校、士卒余人，获马余匹，囊驼骡驴杂畜称是。保保（扩廓帖木儿）仅与其妻子数人从古城北遁去，至*河得流木以渡。遂由宁夏奔和林达。遣都督郭英追至宁夏不及而还”。3明*第一次西征大获全胜，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等以元所授金银牌印来上；领有吐蕃封地的镇西武静侯卜纳剌也携吐蕃各部来降，吐蕃尽为明朝所有，西北边境得以稍安。朱元璋为了进一步加强边备，于洪武四年（）正月命冯胜到陕西修城池，“命中书遣使谕潼关、巩昌、兰州诸处守御官*修缮武备，讥察奸细。”4这些举措都说明朱元璋遗址在防备着北元残余势力。
洪武五年（），北元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休整，又开始在塞外活跃起来，扩廓帖木儿在北元皇帝的支持下不断南犯，为甘肃边患。明朝廷再次议征沙漠，命徐达由中路出雁门关趋和林，明李文忠由东路从居庸关出应昌，明冯胜由西路出金（今甘肃榆中县）、兰（今甘肃兰州市）直取甘（今甘肃张掖市）、肃（今甘肃酒泉市）。这是明*第二次西征，结果徐达*与扩廓帖木儿、贺宗泽交战失利，上万士兵被杀；李文忠远征称海（和林附近），互有胜负；只有西路*冯胜获胜。“宋国公（冯）胜等击元岐王兵于别力笃山，败之，斩首数千级。西取甘州，趋西凉，败元将失剌罕。至永昌，又败元将朵儿只巴于虎剌罕口，获羊马驼共10余万。进拔肃州，元平章不花战死，降(大)[太]尉锁纳儿等，获马万匹。至瓜、沙，败其守将，获羊马二万。取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哈拉和图），败俞宝兵。（冯）胜等分布戍守厄塞而还。乃以嘉峪关为限，姑置敦煌于度外焉。自庄浪岐而南余里为古湟中，自凉州岐而北余里为古姑臧，此河西形胜之大略也。”5
此次征战后，到洪武九年（），“设甘州等五卫于张掖，设肃州卫于酒泉，设西宁卫于湟中，又设山丹、永昌、镇番、庄浪二卫十三所于姑臧，又于金城设兰州卫，皆置将屯兵焉。”6
明朝廷在嘉峪关以东地区设置卫所，切断了北元-蒙古与西域其他民族联络的通道。同时，朱元璋派官员招谕“西番”，晓以利害，又用归附明朝的降人做样本以招降西域的少数民族，并对归附的“西番”各部落首领敕封官爵，又通过朝贡与赏赐的往来，加强了“西番”各部与中央*府的密切联系，从而有效地打击了北元-蒙古在西域的势力，消除了北元-蒙古与西域少数民族勾结的隐患。
洪武、永乐年间，明朝廷对北元-蒙古的类似征战，孙卫春在《明代西北战争与国防布局互动关系研究》一文中说大约有17次之多。北元-蒙古的势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和遏制。但是朱元璋明白彻底剿灭北元-蒙古并非易事，尤其深入草原腹地作战，后勤补给难以保障，骑兵短缺，内地士兵畏惧沙漠苦寒，战斗力不断下降，于是他在战略上开始调整，变主动出击为积极防御，他曾告诫汤和、付友德、蓝玉、王弼、丁玉等前往延安防边的大将说：“太平之世，不可忘战；略荒夷之地，不如守边”。7
在战略调整的同时，又施以“德威兼施”的民族*策，有效地控制了北元-蒙古势力。洪武三年第一次西征获胜的当年夏天元主殂于应昌，朱元璋嘉其达变，派遣使者前往吊祭，并尊之为顺帝。元帝亡后，太子爱猷识里达腊立，不久，李文忠率*捣毁应昌，获太子买的里八剌，朱元璋即封买的里八剌为崇礼侯，下诏漠北说：“朕即位初，遣使临谕四夷，咸奉使职纳贡，唯漠北以庚申故未及。今彼禄位已终，人心绝望，尔诸部酋长，各以职来附，朕当更给印章，还领所部，毋为寇灾矣。朕既为天下主，视华夷无间，凡马牛羊孽畜，从便地牧养，违者且举兵加诛，毋执迷贻悔。”8朱元璋的这一招谕恩威并施，诏书下漠北不久，诸酋相继归附，唯有王保保（扩廓帖木儿）仍在和林，不来降。
明初，由于朱元璋采取了“克诘戎兵”“怀之以恩”“以夷制夷”“因俗而治”等一系列应变防御策略和措施，有效地巩固了北部边疆，北元-蒙古虽时有骚扰，但终不能突破明朝的西北边防线。这样，修筑长城当然就不在明王朝的战略防御思考之内。
蒙古人入住河套，明朝坐失捣巢复套良机，转而修边墙以防御
明朝大规模地修筑边墙是从成化年间开始的。宁夏盐池境内的河东墙就是明成化十年（）修筑的，这是明代矗立在盐池草原上的第一道长城。它与东部延绥镇境内的长城相连，又与宁夏镇北边墙、西边墙相牵扯，都是成化年间明朝廷兴建的*事防御工程。明王朝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才开始兴建边墙，又为什么把这么巨大的*事防御工程建在河套地区的南端，而弃河套肥壤之地于长城以北呢？这一切都要从北元-蒙古入住河套说起。
《明史纪事本末》卷58《议复河套》载“明英宗天顺六年（壬午，一四六二）春正月，毛里孩等人入河套。”9也就是说此前北元-蒙古人被明朝廷拒之于河套以北的沙漠地区，*河以南的河套地区相对安宁。蒙古人入住河套是从明英宗天顺六年开始的。据陈履中《河套志》记载：“天顺初阿罗出掠我边人以为向导，遂知河套所在，不时出没，遂为边境剥肤之害。”10据此可知，毛里孩天顺六年入住河套前，阿罗出已掠我边人为向导进入了河套，只是时有出没，不敢长居。到了天顺六年，“孛来稍衰，其大部毛里孩、阿罗出、少师猛可与孛来相仇杀，而立脱思为可汗。脱思，故小王子从兄也。于是毛里孩、阿罗出、孛罗忽三部始入河套。然以争水草不相下，不能深入为寇。时遣人贡马，颇通朵颜诸卫扰塞下。”11北元-蒙古统治者内部一直矛盾重重，孛来曾助立元裔马可古儿吉思为可汗，自任太师，后又将其杀死。屡扰明边，但也曾遣使向明进贡。天顺初孛来已衰弱，毛里孩、阿罗出、少师猛可与他相仇杀，立脱思为可汗。于是毛里孩、阿罗出、孛罗忽三部始入河套。河套从此为北元-蒙古所占据。
起初，毛里孩、阿罗出、孛罗忽三部因争水草不相让，形成了新的矛盾，因而他们也不敢深入为寇。但他们却耍两面手法，一面派人要向明朝廷贡马，一面又与朵颜诸卫勾结，骚扰塞下。朵颜族，本元之兀良哈，因部分居朵颜山地区，遂名朵颜。明洪武二十二年（）置泰宁、福余、朵颜三卫，因朵颜最强，又称朵颜三卫。朵颜对明朝廷也是时附时叛，天顺年间，毛里孩等又就与其勾结扰边。所以，从天顺年间开始，西北四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战争局势大变。据孙卫春在《明代西北战争与国防布局互动关系研究》文中统计，洪武年间西北四镇发生战争是31次，永乐年间是4次，洪熙年间是1次，宣德年间是4次，正统年间是35次，景泰年间是6次，而到了天顺年间陡增，达59次，成化年间高达次。
所以，成化元年之后，毛里孩等开始大规模地犯边。“宪宗成化元年(乙酉，一四六五)冬十月，毛里孩寇陕西，都御史项忠及彰武伯杨信御之，遁去。”12
面对毛里孩等犯边对延绥镇构成的威胁，戍边大将提出了“搜套”建议。最早提出“搜套”建议的是分守延绥东路左参将、都指挥同知房能，他在天顺八年（）向宪宗皇帝条陈“搜套”诸事，说：对蒙古*队应该“遍历河套，并力搜捕，捣其巢穴，绝其种类。如此，*威远振，边境获安矣。”13房能的建议是在边患还没有形成气候时期提出的，朝廷若能及时采纳他的建议，后患或能消弭。但他的建议却被兵部左侍郎王复否决了。这种大将不断提出“搜套”建议，而朝廷某些手握决策大权的重臣予以否决或阻挠的状况贯穿了明朝中后期的始终。
明宪宗成化二年（）春三月，延绥纪功兵部郎中杨琚奏：“河套寇屡为边患。近有百户朱长，年七十余，自幼熟游河套，亲与臣言：‘套内地广田腴，亦有盐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墩外种食。’正统间，有宁夏副总兵*鉴奏，欲偏头关、东胜关*河西岸地名一颗树起，至榆沟、速迷都六镇、沙河海子、山火石脑儿、石海子、回回墓、红盐池、百眼井、甜水井、*河沟，至宁夏黑山嘴、马营等处，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台。东西七百余里，实与偏头关、宇夏相接，惟隔一*河耳。当时议者以为地土平漫难据，已之。后总兵官石亨又奏，欲将延绥一带营堡移徙直道。实为万世防边之长策也。”14帝曰：“杨琚所奏移堡防边，具有证据，其言有理，兵部即会官议处以闻。”15这次兵部会官商议，未见结果。
六月，大学士李贤又奏：“河套与延绥接境，原非敌人巢穴，今毛里孩居处其中，出没不常。苟欲安边，必须大举而后可，乞令兵部会官博议，进兵搜剿，务在尽绝。”16于是兵部尚书王复同孙继宗等集议，以“大同总兵杨信旧治延绥，稔知地利，宜召还京，面受成算。其陕西、宁夏、延绥、甘、凉、大同、宣府镇巡诸官，亦宜敕令整饬兵备，候期调发。”17但实际是仍未调发。
成化三年（）春正月，毛里孩请求通贡，宪宗皇帝说“无约而请和者，谋也。”18不许。于是毛里孩东侵大同。
成化四年（）春二月，癿加思兰杀阿罗出，合并其众，勾结元裔满鲁都入河套，边人大扰。宪宗皇帝敕都御史王越总领关中*务，议搜河套，复东胜。王越等人上奏说：“河套水草甘肥，易于驻扎；腹里之地，道路旷元，难于守御。欲得威望素著大臣，统制诸*。”19于是就让武定侯赵辅充总兵官，征河套。赵辅称疾还。癿加思兰又纠集兀良哈寇延安、庆阳，皇帝命抚宁侯朱永为将*，都御史王越督师，往延绥御之。王越命令诸将分*各守营垒，自己和两太监统*10多人驻扎在榆林。又分东西二路夹之，接着与西路左都督刘玉，东路右都督刘聚在墩索尖击败了癿加思兰*。
朱永等人认为套寇未退，又上战守二策。兵部尚书白圭等以“马方瘦损，供饷不敷，势难进剿。请命诸将慎为守御，以图万全。”20于是召朱永还，以边事委王越及总兵许宁，并命吏部右侍郎叶盛行视。当时戍边大将或提议增兵设险，或请求大举搜套，驱出河外，沿河筑城堡，抵东胜，移百姓耕守其中。叶盛来了后，又上言：“搜河套，复东胜，未可轻议，惟增兵守险，可为远图。”21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复套之议再次搁浅。
成化七年（），北虏潜伏河套，岁为边患。辅臣请求调度十万大*以杨信为总制搜捕套虏。却遭到兵部尚书程信的反对。程信说：“河套地旷远，无水草，兴师十万，馈运者加倍。自古御戎，来者拒之，去者勿追。此不易之法也。”22朝廷只好给杨信二万人，让巡边而罢搜套之议。
成化八年（）春，兵部尚书白圭又上言：“套寇不驱，边无已，宜择遣大将付以阃外，得专征伐。”23于是，以武靖侯赵辅为将*、王越为督师，再次出击河套。五月，寇大入延庆，赵辅无功而还。
成化九年（）秋，满鲁都与孛罗忽一同入寇韦州，总督王越侦知其辎重留在红盐池，于是和总兵许宁、游击周玉等率轻骑昼夜驰余里袭击之。擒斩余级，获杂畜器械甚众，尽烧其庐帐而还。北虏至是大受创伤，相与悲泣，渡河北去，边境少安。
但河套仍未收复，且收复难度不断加大。宪宗皇帝派叶盛前往延绥调研河套之事，叶盛考察后回复皇帝：“河套沙深水浅，难以驻牧。春迟霜早，不可耕种。搜河套，复东胜，皆时势所难。唯增兵守险可为远图。且产削边墙，增筑城堡，收新*以实边，选土兵以助守，不但可责近效，而亦足为长便。”24皇帝制曰：“可。”所以，成化十年（）润六月，巡抚延绥都御史余子俊只能疏奏修筑边墙，东自清水营紫城呰西至宁夏花马池营。接着都督范瑾、都御史徐廷章又上奏，由巡抚都御史余子俊督修了河东墙。
余子俊督修的长城并没有阻挡住蒙古兵南侵。明孝宗弘治八年（），“北部复拥众入河套驻牧。”25十三年（）冬十二月，“火筛入河套”。弘治十五年（），三边总制秦紘奏筑固原内边。明世宗嘉靖元年（），蒙古兵再次大举直犯西安之邠州、凤翔之陇州，“杀掠之惨比前倍之”。十月，吉囊、俺答寇榆林塞，总督王琼率*抗击。当初，蒙古小王子有三个儿子，长子阿伦尔，次子阿著，三子满官嗔。吉囊、俺答是阿著的两个儿子，当时强盛，吉囊分地河套，当关中地肥饶时他就入寇，王琼再次奏请修筑今盐池境内的头道边，即深沟高垒以拒之。
与蒙古*队交锋加剧，促使明朝不断提升西北国防布局档次
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为明朝九边重镇中的西北四镇，这四镇*事机构的设置构成了明朝在西北的国防布局，其布设经历大致为设卫（守御所）、立镇、成立总制（总督）府等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逐级提升档次，而这个档次的提升与明朝与北元-蒙古*队的交锋不断加剧有关。
西北四镇是朱元璋称帝后，派徐达、常遇春、汤和等大将征讨元*残余势力中建立起来的。但首先设立的不是镇，而是卫所。
明朝大*征战西北的时间是洪武二年（）春，是年为朱元璋在南京称帝的第二年，就是在这一年春天常遇春攻克了大同，移师陕西，攻克西安府，进驻凤翔，一路西进，攻下庆阳、平凉、兰州等地。洪武三年（），主要是派大将到陕西修城池、缮武备、察奸细，巩固边备。洪武五年（），冯胜等击败元岐王兵于别力笃山，西取甘州，再趋西凉，败元将失剌罕。至永昌，又败元将朵儿只巴于虎剌罕口。进拔肃州，元平章不花战死。接着取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哈拉和图），败俞宝兵。冯胜等分布戍守厄塞而还。乃以嘉峪关为限，姑置敦煌于度外焉。这个阶段明朝对已攻克的城池主要是派员大将予以防守。洪武九年（），设甘州等五卫于张掖，设肃州卫于酒泉，设西宁卫于湟中，又设山丹、永昌、镇番、庄浪二卫十三所于姑臧，又于金城设兰州卫。这是甘肃镇最早所设立的卫所。
延绥镇的绥德卫、延安卫应该是在洪武二年明朝大*底定陕西时设立。（学界也有人认为延安卫设立于洪武二年，绥德卫设立于洪武六年）史载，绥德卫，屯兵数万守之，拨绥德卫千户刘宠屯治榆林。正统中，命都督王祯镇守延绥，始议筑榆林城及沿边十八寨，移镇于彼。成化七年(年)置榆林卫。此外，在陕北边境上还设立了守御所、把截所和巡检司等机构，如青原把截所、保安守御百户所、安定守御百户所、塞门守御百户所和顺宁巡检司。
宁夏是洪武三年（），明*第一次西征，五月，右副将*汤和引*北上追剿扩廓帖木儿时底定宁夏而设府，洪武五年（）“废府”，洪武九年（）创建*卫。这期间明朝曾一度对宁夏实行“空其城”的策略，将宁夏官兵遣往内地。洪武九年先设宁夏卫，后设宁夏右屯卫，洪武十七年（）设宁夏前卫，洪武二十五年（）设宁夏左屯卫。在这四卫中只有宁夏卫领有实地，其他三卫都没有实地，而是和宁夏卫一同住在今银川城。随着战况升级，于永乐元年（）设立宁夏中卫，正德元年（年）设立宁夏后卫（原为花马池守御千古所）。同时还有四个守御千户所，即灵州守御千户所，洪武年间设立；兴武营守御千户所，正德元年（）设立；平虏守御千户所，嘉靖三十年（）设立；韦州群牧千户所，洪武二十七年（）设立。宁夏镇各卫所设立正是随着宁夏地区战况不断升级而增设的。据孙卫春在《明代西北战争与国防布局互动关系研究》文中统计，宁夏镇的战争是从永乐年间开始的，当年发生战争是3次，洪熙、宣德年间没有发生战争，到正统年间猛增为9次，景泰年间是5次，天顺年间是9次，成化年间高达45次，弘治年间是38次。战争频仍，不得已，于正德年间将花马池守御千户所提升为宁夏后卫。
固原镇在正统十年（）设立固原巡检司，景泰二年（）设立固原守御千户所，成化五年（）提升为固原卫。
另外，洪武、永乐时期，明朝廷为了巩固西域边塞，在嘉峪关以西先后增设了哈密、赤斤蒙古、罕东、安定、阿瑞、曲先、沙州七卫，史称“关西七卫”。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了一些羁縻卫所。
明初西北四镇所设立的卫所都由陕西都指挥使司统领。这种卫所制的设立与运行在巩固边防上确实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战争频发，战况升级，以及统领官吏腐败等情况的增加，它的弊端日益凸显来。为了巩固边疆，朝廷就开始向西北各战区增派总兵官去统领辖区内的战斗。洪武二十五年二月“上以西凉、山丹等处远在西睡，凡诸*务宜命重专制之，乃命都督宋晟为总兵……其西凉、山丹诸卫*马凡有征调，悉听节制”。26这是洪武年间西北战区较早派去的总兵官。总兵官的到来标志着*镇的设立。所以，甘肃镇应该就是洪武二十五年设立的，为西北四镇最早设立的一个镇。
延绥镇应该是在天顺二年（）设立。当时延绥地区的边患从正统年间开始加剧。方孔炤在《全边略记》卷4中载：“正统初，发遣陕西*之操备京营者。准英国张辅议，绥德、延安、庆阳、平凉、秦州五卫最为切边，遣还各守其地。”27
《明英宗实录》卷25载：正统元年十二月，“镇守陕西都督同知郑铭等劾奏提督延安，绥德都指挥佥事王永等，知贼入境，不亲督剿除”。《明英宗实录》卷载：正统九年十月“镇守延安绥德都督佥事王祯、守备偏头关都督指挥马贵巡视塞外。”这都说明，延绥地区的*事形势日益严重。于是在天顺初九派总兵官到延绥，这既是延绥总兵官设置之始，也是延绥镇设立之始。
宁夏镇是在建文四年（年）设立。永乐前，明朝廷在大宁、开平、东胜等地设置都司卫所，驻以重兵，蒙古残余势力远遁漠北。自永乐之后，弃大宁、开平、东胜等地，河套地区逐渐为蒙古各部落所占据，边患渐多。尤其是宁夏东部灵州至花马池一带地势平漫开阔，为蒙古*南进的一大豁口，其战略地位日益重要。宁夏设镇即为必要。
固原镇，原名陕西镇。在设立宁夏镇时，陕西镇没有设总兵官。原因是宁夏镇地处边防前沿，而陕西镇在内地。到了宣德十年（）三月，以右副都御使陈锰、都督同知郑铭“镇守陕西”，意味着陕西再次成镇。陕西镇的中心在西安，但固原作为陕西的辖地，北有宁夏，东有延绥，西有甘肃，成化以后，鞑靼诸部侵占河套，形势发生变化，环、庆一带多有边警，明廷由此认识到固原一带的重要性。就将陕西镇移驻到固原。学界认为固原镇增设于弘治十五年（），及秦紘任三边总制时。
镇下又划分为若干路，每路设参将一员。宁夏镇设东路、中路、北路、南路、西路共五路。路下设城堡，每城堡设守备一人。城堡下设堡寨，每堡寨设把总或操守一人。另外，各镇还设置游击将*，受镇守、巡抚调遣。
西北四镇的设立，将西北四镇的国防布局档次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蒙古兵南进并没有因此停下他们的铁蹄，西北地区的战况在逐年升级。《明通鉴》卷30载，刑部主事张鼎说：“陕西八府三边，俱有镇守总兵，而巡抚都御史不相统一，遇事各为所否，有警不相救援，宜推文武兼济者一人总制三边，副将以下悉听调遣，以一事权。”28朝廷派左都御史王越驻防固原，统一指挥三镇（延绥、宁夏、甘肃）的*务，联合防守，称“三边总制”，后改“三边总督”。三边总制设置之初，有事即来，事毕即撤，直到弘治十五年（），户部尚书秦紘出任三边总制，开府于原州城（今固原城），才成为常设机构。
由立卫所建*镇到设总制（总督），乃至于修长城建城堡，可以看出明朝在西北的防御策略已经由主动进攻变为积极防御。
御西控北，特殊的地理位置，让三边总制开府于固原
固原镇，西有甘肃镇，北有宁夏镇，东有延绥镇，本为腹里，但明朝廷却把三边总制府设在这里。
关于固原的特殊地理位置，我们且看弘治十四年（）九月兵科给事中屈伸等奏：“陕西西北即是河套，以延绥、宁夏为第一边，以环、庆、韦、固为第二边，东南则内地也。”29这就从地理范围上明确指出固原在三边防线中处于第二道防线。而在弘治十五年（）五月，总制尚书秦纮上边备事宜中，将固原确定在第三道防线中。他说：“御戎之道，当以守备为本。平凉北四百余里旧有豫旺城、固靖环三百余里旧有石峡口及双峰台，此皆达贼入寇总路，最宜设备。”30他说此三处东与环庆，北与韦州烽火相接，互为应援，是第一道防线。进而稍南内有野处，*民巳为随山修堡，使皆险固可依。又有西安州、镇戎所、海剌都、大剌赤、黑水口、乾盐池、撒都城，犬牙参错，此为第二道防线。又进而南，则有固原卫、靖虏卫、平难堡、一条城、东山城、白杨城分布守御，此为第三道防线。又进而益南，则有火龙沟、虎山沟、金佛峡、麻张沟、海子口，乃贼深入腹里之路，亦皆山间蹊径，用力不多各以石甃为墙，仍各留门以便*民出入。其门俱有铁里，墙上各建营房，分兵防护。一夫守险，百人难过，此为第四道防线。他说在这四道防线上蒙古兵入路固然很多，但我们严加防守，则蒙古兵就无路可入。即使能入，跋涉路迷，必然使其人马力疲。何况各堡屯兵随处设险，我欲夹攻容易，敌欲入寇者难。这应该是防边之得策。
秦紘的这段论说，用《九边图论》来概括，即为“固原为堂奥，响石沟至花儿岔为第二门，花马池一带为三门，谓有重险矣。”31《九边图论》之说，倒过来就是花马池一带是阻挡蒙古铁骑南下的第一道防线，响石沟至花儿岔为第二道防线，固原为第三道防线。“（固原）镇与宁夏为唇齿，花马池一带边人谓之大门，若并力坚守花马池，则固原自可无虞。”32固原在宁夏之南，为总督驻地，它“东向可以顾榆林，西向可以顾甘肃，总兵、游击、守备皆驻扎于此，犹至家有堂奥也。东之于胡也，以花马池一带为门户，西之于番也，以西、兰一带为门户。门庭有故，总制运筹于中，总兵、参、游提兵会各镇折冲于外，处置得宜，全陕无忧矣”。33
综上所述，固原镇作为明朝的*事重镇，它肩负着御西控北的重要任务。御西，即防止蒙古兵向西突进与“西番”相勾结。控北，即北部边境上，特别是河套一带有大量的蒙古人在游牧，这里始终是明朝防守的重点地区。嘉靖十八年（），总制刘天和迁总制府于花马池，他认为这样一方面可以尽早闻知敌情，另一方面有利于调集*马。嘉靖十九年（），蒙古*从定边营侵入，总督刘天和指挥陕西、甘肃、宁夏三镇总兵，各帅兵分路御敌，取得大捷。后巡按御史胡明善建议：“不若仍镇固原，是凛然有虎豹在山之威，而套虏西番，俱不敢深入，尤为长计。”34胡明善的建议将三边总制府设在固原的原因说得很透彻了。
结束语
在梳理寻答以上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明朝的民族*策是随着边疆地区民族矛盾的变化而在不断地调整着，但民族关怀可以说是贯穿始终。明*第一次西征大获全胜，但朱元璋并没有因此要一举全歼北元势力，而是尽情抚顺。具体表现是他赞扬新亡元主机敏达变，尊之为顺帝，并派人前往吊祭。元主亡，太子爱猷识里达立，李文忠在捣毁应昌时，又擒新立元主的太子买的里八剌，朱元璋又封买的里八剌为崇礼侯，并给漠北下诏书说：“尔诸部酋长各依职来附，朕当各给印章，还领所部，毋为寇灾矣，朕既为天下主，视华夷无间，凡马牛羊孽畜从便地牧养，违者且举兵加诛，毋执迷贻悔。”35这确实是一句恩威并施的话，但“恩”是什么？难道不是民族关怀吗？“各给印章，还领所部”，“凡马牛羊孽畜从便地牧养”，这明显是给他们生存出路，维护他们的正当生存权利。但前提是“毋为寇灾”，如果你继续制造寇灾，当然要大兵相加，诛杀无疑。这应当是任何一个民族为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要采取的无可指责的举措。
洪武、永乐年间，明朝对北部少数民族征战频发，但剿与抚同时存在。“抚”就是关怀。朱元璋曾说：“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36“四海内外，皆为赤子，所以广一视同仁之心。朕君主华夷，抚御之道，远迩无间”，37我认为朱元璋说这些话并不是无奈的退让之话，也不是因为他在与北元-蒙古*队交战后明白彻底剿灭北元-蒙古并非易事而发出的诱骗之话。作为已掌控天下大势的君主，让天下安宁应该是他真诚的愿望。所以他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洪武七年（）扩廓帖木儿死。一日，朱元璋大会诸将，问曰：“天下奇男子谁也？”皆对曰：“常遇春将不过万人，横行无敌，真奇男子。”太祖笑曰：“遇春虽人杰，吾得而臣之。吾不能臣王保保，其人奇男子也。”竟册其妹为秦王妃。由此看来，征战中的对立是存在的，但对立中并非全是仇视，相互赞赏也是存在的。因为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唐太宗就说过：“夷狄亦人矣，其情与中原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38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凡开明的君主都不乏这种观念。朱元璋也说：“朕承天命，主宰生民，惟体天心以为治，海内海外，一视同仁。夫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所以，君王能说出这种话，如果不是假意，他必然会在行动上有所体现。明朝洪武初年，北方降人散居宁夏沿边，大臣们认为夷狄之情无常，应迁入内地。朱元璋说：“凡治胡虏当顺其性，胡人所居习于苦寒。今迁之内地，必驱而南，去寒凉而即炎热，失其本性，反易为乱。不若顺而抚之，使其归就边地，择水草孳牧。彼得遂其生，自然安矣。”39“遂其生”是最主要的，无论如何，让其生存下去，才可能安抚他们。朱元璋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就是民族关怀。
朱元璋对待北元俘虏的举动，也能看出其中的民族关怀。蔡子英是中原人，但他却是北元的参*，为王保保所知，定西之战，北元兵败，蔡子英走匿关中，被俘送至京城，过洛阳，信国公和困辱之，终不屈。他的妻子要来见他，他不允许。到了京城，朱元璋给他官位，他不接受。人问原因，蔡子英说：“思旧主”，朱元璋就派有司送他出塞。
洪武二十一年（），将*蓝玉追击虏主脱古思帖木儿至捕鱼儿海，获虏主次子地保奴及妃主等59人，部酋多人，男女7.7万多人，马驼牛15万。到了京师，朝廷给地保奴等人宅第居住，不久有人说蓝玉私通妃主，朱元璋怒蓝玉无礼，妃主也因畏惧而死。地保奴很不高兴，朱元璋说：“吾尝欲封之以存元祀，今如此，其居之琉球，遣使护往。”40
这些看似小事，但都事关民族和睦，如果把这些事都说成了明朝统治者的权宜之计，那么怎么做才是真心实意呢？仗不可能不打，战争至今也没有从人类的*治舞台上消失而去，但战争并代表人类情感的全部，民族关怀才是永恒的主题。
对归附的“西番”各部落设立羁縻卫所，敕封其首领官爵，其实就是在这里实行民族自治，让各民族选择自己的首领来管理自己，就不是居高临下的镇压和威抚，而是给他们以充分的发展余地，其民族关怀之情体现的非常清楚，应该无可厚非。至于说明朝廷对这些羁縻卫所内的少数民族在怀柔的同时还在防范，我认为防范也是无可指责的，因为当时民族融合毕竟还在路上，各民族都还在谋求自己的发展，各自为阵，互相对立以至叛逆，非真诚依附的心理普遍存在，就是那些少数民族内部也常常因为*治斗争和经济纠纷在互相残杀，所以防范是互相存在的。对此，明朝廷如果疏忽大意，就是自取灭亡，就是昏聩和糊涂。
天顺、成化年间蒙古人大规模地进入河套，民族之间的战争陡增，河套地区烽火连天，不得安宁。战争让北方少数民族和明朝开始了频繁的仇杀，民族关怀似乎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我认为正是这种战争在推动着民族融合，因而战争的背后还是存在着民族关怀。就说之前的“土木堡之变”（发生在正统十年（）），明英宗朱祁镇被也先俘获，也先没有杀明英宗，这其中当然有也先的*治目的和野心，但也先弟伯颜帖木儿却在保护着明英宗，他见明英宗“俯伏跪拜，执臣子礼甚恭。”41明朝廷派杨善等人前去迎归明英宗，杨善对也先说：“太师尔忘皇帝大恩乎？而以小人之言失累世欢，天道好生，尔好杀，宜早戢兵，毋逆天生灾。”也先曰：“者，者。”（注；者，蒙古语然的意思）42由此看来，也先也并不是不认错。当要送明英宗南归时，“也先筑台设上皇座，率众拜辞，妻妾亦拜辞。也先复自送数十里，恸哭辞去。遣得知院送至野狐岭，亦恸哭辞。平章昂克射得一獐追来献。”43天顺元年（）明英宗复辟，时也先和伯颜帖木儿俱死，毛里孩、阿罗出相继强盛，为边患。明英宗思念他在虏中时伯颜帖木儿有保护之功，“遣都督马*赍綵幣赐其妻”。44明朝皇帝和蒙古统治者中部分高官的如此举动，当然可以有多种解释，但其中所呈现的人情、人性之光泽还是不能否定。就是在战争剧烈碰撞之中，还是有一些蒙古人主动归附明朝，明朝对这些归附的蒙古人仍然给以生活上的照顾和安置，厚待蒙古来使，赏赐蒙古各部酋长。有关这方面的事例，刘祥学在《明朝民族*策演变史》的第六章中有详细的论述，在此，就不一一举例了。
成化十年（），明朝开始修筑边墙，增加卫所，增设总制和游击将*等，不断提升西北国防布局档次，其中原因已如叶盛所言：“搜河套，复东胜，皆时势所难。唯增兵守险可为远图。”时势所难何在？就是蒙古人已经牢牢地占据着河套，将他们驱赶出河套已经太难了。于是就把长城等大量的*事防御设施和重要的*事机构设立在河套地区的南端。由此我们发现，民族融合事态因此而朝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蒙古人来到了长城脚下，长城内外民族交流日益增加，融合态势已经形成，民族关怀正推动着民族战争向民族融合方向快速发展。
1（清）谷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卷10，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2《明史》卷91《兵三﹡边防》，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3《明太祖实录》卷51，洪武三年四月丙寅。
4《明太祖实录》卷60，洪武四年正月戊子、乙丑。
5《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三集）——方孔炤?全边略记》卷5，《甘肃略嘉峪关略在内》，内蒙古大学出版社6年版，第页。
6《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三集）——方孔炤?全边略记》卷5，《甘肃略嘉峪关略在内》，内蒙古大学出版社6年版，第页。
7《明太祖实录》卷，洪武九年正月癸未。
8（清）陈继儒《四夷考》卷5《北虏考》。
9《明史纪事本末》卷58《议复河套》，中华书局年11月版，第页。
10《明史纪事本末》卷58《议复河套》，中华书局年11月版，第页。
11《明显宗实录》卷12，天顺八年十二月丁亥。
12《明史纪事本末》卷58《议复河套》，中华书局年11月版，第页。
13《明史纪事本末》卷58《议复河套》，中华书局年11月版，第页。
14《明史纪事本末》卷58《议复河套》，中华书局年11月版，第页。
15《明史纪事本末》卷58《议复河套》，中华书局年11月版，第页。
16《明史纪事本末》卷58《议复河套》，中华书局年11月版，第页。
17《康熙延绥镇志》卷一之三《附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23页。
18《康熙延绥镇志》卷一之三《附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23页。
19《康熙延绥镇志》卷一之三《附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23页。
20（清）陈履中《河套志》卷1
21《康熙延绥镇志》卷一之三《附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23页。
22（清）陈履中《河套志》卷1
23《明史纪事本末》卷58《议复河套》，中华书局年11月版，第页。
24《明史纪事本末》卷58《议复河套》，中华书局年11月版，第页。
25（清）陈履中《河套志》卷1）八年（
26《明太祖实录》卷上海书店年，页。
27《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三集）——方孔炤?全边略记》卷4，《陕西延绥略固原在内》，内蒙古大学出版社6年版，第页。
28《宁夏历史图经》（下册），宁夏人民出本社，8年版，第页。
29孙卫春《明代西北战争与国防布局互动关系研究》96页。
30徐丽华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第3册），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年版，第-页。
31明）许伦撰：《九边图论·宁夏论》，光绪刊本。
32（明）许伦撰：《九边图论·宁夏论》，光绪刊本。
33（明）魏焕撰：《皇明九边考》卷10《甘肃镇·保障考》
34孙卫春《明代西北战争与国防布局互动关系研究》75页。
35（清）叶向高《四夷考》卷4
36刘学祥《明朝民族*策演变史》第7页，民族出版社6年6月。
37刘学祥《明朝民族*策演变史》第7页，民族出版社6年6月。
38《资治通鉴》卷。
39《明太宗实录》卷59，洪武三年十二月戊午。
40（清）叶向高《四夷考》卷4
41（清）叶向高《四夷考》卷6
42（清）叶向高《四夷考》卷6
43（清）叶向高《四夷考》卷6
44（清）叶向高《四夷考》卷6
侯凤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