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身：城管与商贩究竟谁伤害了谁？
广州市城管委副主任孙金龙在近日举行的羊城论坛上谈到，广州每年有200余城管被打伤，但在暴力抗法中受伤的商贩只有两三人。对此，广东省城市管理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郑奋明表示，流动商贩是弱势群体，往往易引起市民的同情，但一些城管在执法过程中遭受的暴力则往往被社会和市民忽视。他认为，市民对城市管理要有更加理性的认识，而不能仅有“廉价的同情心”。（见12月1日《南方》）我不相信城管会比小贩更弱势这则新闻，倒很像是城管的一个诉苦会。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广州城管被打的人数，是商贩的100倍。这种爆炸性的新闻，理应具有极大的颠覆性，让神勇无比的城管从此变作可怜的、倒霉的弱势群体，从而赢得群众的同情。可是，糊涂的市民为什么还要情不自禁地把同情都给了那些可恶的小摊贩，而把怨恨留给了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城管？没办法，在小摊贩和城管之间，我总也做不到憎恨前者而同情后者。我无法在城管与绵羊之间划等号，正如我无法在摊贩与恶狼之间划等号一样。为什么我会如此地固执？我们一次次地看到城管们运用自己的话语权，诉说着自己的委屈。可时至今日，我们还没看到过流动商贩有自己的组织，并且能腾出时间，来相互倾诉一下他们的苦衷，表达一下自己的诉求。也许，他们没有时间矫情吧。他们只知道，城管来了之后，撒腿就跑，来不及跑，就设法把自己的那点家当看好，尽可能不让城管给没收了，或者给砸了，踢了。要知道，那一点水果、一摞袜子、几把雨伞，和那辆破旧的三轮车，就是他们的饭碗啊。少一次摆卖，就可能少一顿饭钱，孩子的学费就可能没有着落，老娘的药费就可能无法凑齐谁让自己没有工作呢！谁让自己没有本事和本钱呢！当公务员多好，风不吹，日不晒，雨不淋，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一张报纸一杯茶，朝九晚五，旱涝保收，不愁吃不愁喝，还有住房公积金，退休了还有钱拿，多好。哪里像小商贩那样，被城管追得满世界乱跑，至于和城管的摩擦、纠纷、冲突有多少次，那简直是家常便饭，谁顾得上统计呢？统计了，又有什么意义？不过，没关系，城管会统计的。他们说广州每年被打的城管达200人，而在暴力抗法中受伤的商贩只有2到3人。呵呵，要是大灰狼哭着说小白兔欺负了他，你会信吗？也许，我们的确应该像城管说的那样，要对城市管理有更加理性的认识，而不能仅有“廉价的同情心”。可是，在底层群众的生存权和一个城市的干净整齐面前，我们究竟该要怎样的理性？诚然，城市需要秩序，小贩应该管理，但是，这种秩序恐怕要缘于人性化的服务。有友说得好，为什么用头撞墙每次伤到的都是头？头被墙撞破也可能是墙壁破损的100倍方法不对，如果还要一味坚持，除了自找倒霉，还能有什么结果？吴丽华城管如何免于受伤？什么时候起，在一些专家眼中，草根市民阶层可贵的同情心，都成为廉价的了？大概正是基于对城管与商贩之间200∶2的受伤比例更加理性的认识，所以孙金龙一改广州市城管局局长李廷贵不久前提出的城管要学会 “跑”的说法，提出城管也要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把暴力抗法制止在萌芽状态”。“斗争”两个字都用上了，足见情势的严峻与矛盾的尖锐。莫非广州城管知耻而后勇，企图一举改变现有200∶2的不对称受伤比例，追平直至将现有比例翻倒过来？或许真要到那个时候，人们的同情心才不会廉价？我不能确定，孙、郑二位的言论，是不是希望市民也能将同情心分一些给城管。不过我总觉得，对一些 “更加理性的”市民而言，他们对于城管队员的同情，丝毫不少于用在商贩身上的。城管打人，甚至打人致死，固然让公众感觉很受伤、很痛心。但城管被打，甚至被打致死，比如北京小贩崔英杰刺死城管副队长李志强，也同样是让人很受伤、很痛心。但为什么没有人反思一下，是一种什么力量，让城管与商贩双方都成为了受伤害者？又是什么，不仅陷民众于不利，也陷执法者于不义？当双方都成为受伤者，那么不论是暴力的执法还是暴力的抗法，实质都是同样一种制度缺陷的受害者与必然结果。不由得想起曾经轰动一时的天门城管事件。事件中，路人魏文华因拍摄城管打人场面而被城管围攻致死。事后审判中，事件嫌犯鄢志明等人供认他们系“受命”暴力执法。一城管对警方供认，天门城管局原局长齐正*曾明确要求他们“用粗暴对野蛮”，“只要不把人打死，不要怕他们”。一位律师说:“受害人魏文华是无辜的，被告鄢志明等也是无奈的。”城管制度至此，已不是同情心或“斗争”就能解决问题的了。城管与商贩双方，如何才能都免于受伤？毕竟，在一个社会中，不论是谁受伤，都是一件不那么让人愉快的心理体验。因此，城管与商贩之间的 “游戏”，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应从法律精神的层面，从权力授予、监督、问责机制上，来完善城管这种权力的规制；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必使一切权力都对公民权利保持敬畏，并向公民权利寻求正当性，真正形成使权力听令于正当民意的机制。但是为什么，我们总是不肯正视这一点，总是未能改善这一点？杨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