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雕版刻书，一般分为官刻、家刻和坊刻三大系统，此外，还有一定数量和规模的书院刻、寺观刻以及其他民间刻书。但不论哪种类型，一部雕版印本的完成，都离不开制板、手写上板、刻字、印刷和装订等各道工序。可以说，书板是印书不可或缺的基础。
官刻书板，如部分官员的个人刻本、部门刻本、方志刻本、官办书院刻本等，因为基本上属于官府财产，故书板一般都有特定的贮藏地。以清代福建的官刻书板为例，根据书名页或牌记等有关内容，可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形。
衙署藏板
主要见于部门刻本、方志刻本，以及少数官员的个人刻本。
衙署，包括清代福建的督署、抚署、府署、县署、学署等主要官方机构。藏于衙署的官刻书板，如顺治七年（），提督东营副总兵李绣刻《杨大年先生武夷新集》，“板藏学宫”；乾隆二十八年（）刻《长乐县志》，为“本衙藏板”；乾隆五十二年刻《永春州志》，为“州衙藏板”；道光年间，闽浙总督颜伯焘刻其父颜检《衍庆堂诗稿》，“板藏闽浙督署”；光绪九年（），延平知府张国正刻《杨龟山先生集》，“板藏郡署”等。
福建各衙署一般设有专用的库房，如布政使司库、道库、县库等。有的官刻书板，便贮藏于库房中。如乾隆二十二年刻《续修安溪县志》，镌“板贮县库”；乾隆二十九年刻《续修台湾府志》，“板藏府学典籍库”；光绪六年，夏献纶在台湾道署刻《台湾舆图》二卷附《全台前后山总图》，“板存福建台湾道库”等。
有些官刻本，镌“□□堂藏板”“□□署藏板”或“□□库藏板”，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私家藏板或书坊藏板，但其实仍是衙署藏板。如康熙十一年（）刻《闽泰宁县志》，题“问心堂藏板”；康熙四十三年刻《续纂泰宁县志》，题“种花署藏板”；乾隆三十四年刻《泰宁县志》，题“源源库藏板”。据乾隆《泰宁县志》卷二《公署》载：“帑藏库，在堂西北；在今架阁库之南，名源源库。”可见，这些堂、署、库，其实是衙署内一些室、堂的名称。
官邸藏板
有的官刻书板，贮藏于官邸之内，但较为少见。一般来讲，官员的住所通常都在衙署之内，二者比较容易混淆。
乾隆年间，福建学政纪昀刻《镜烟堂十种》，镌有“镜烟堂藏板”字样。“镜烟堂”，是福建学使署内的一个堂名，实际就是纪昀的官邸。其中，《庚辰集》的书名页镌“康熙庚辰科至乾隆庚辰科馆阁诗并试卷行卷，嵩山书院藏板”，可见《庚辰集》的书板并不是贮于镜烟堂，而是藏于福州嵩山书院。
清代官员，通常三年一任，这或许是官邸藏板较为罕见的原因。
书院藏板
书院，由于独有的优势，是贮藏书板的最佳场所。书院刻本的书板藏于书院，不必赘言。但其他官刻本的书板，也有很多是藏于书院的。此类以方志刻本、官员个人刻本为多。
方志刻本的书板，很多也藏于书院。如乾隆四十二年通判万友正刻《马巷厅志》，及光绪九年通判丁惠深重刻本和光绪十九年通判黄家鼎增刻本，书板都是藏于舫山书院；咸丰二年（）刻《噶玛兰厅志》，为“仰山书院藏板”等。
官员个人刻板藏于书院者，如道光六年（），龙溪教谕郭基委漳州仰贤斋刻字铺重刻《布衣陈先生遗集》，“板藏东山书院”；光绪十四年，莆田知县徐承禧刻明柯潜《柯竹岩集》，“板藏擢英书院”；光绪二十四年，邵武知府徐兆丰刻宋严羽《沧浪诗话》，“板藏樵川书院”等。
私家藏板
有些官员个人的刻本，通常会题署自己的室名或书斋号等，但有些非个人的官刻本，有时也会署某人的室名或书斋号等。前者，如光绪三十三年，延建邵道徐兆丰在福州刻《风月谈余录》，书名页左下镌“江都徐氏藏板”。后者，如康熙二十三年刻《宁化县志》，书名页右题“李元仲先生撰修”，左下镌“板藏檀河精舍”。据《宁化县志》载：“檀河精舍：在县治东九十里。泉上檀河，明遗民李世熊隐居住宅也。额曰：‘檀河精舍’。”可见，“檀河精舍”，即为李世熊的住宅名。
此外，有些官刻书板，虽然没有镌“□□藏板”的字样，但书板最后却藏于私家。同治年间，闽浙总督吴棠刻《书传音释》《周易传义音训》，虽然题署“望三益斋镌板”，但据《与高伯平书》所载，书板最终却存于高伯平处了。光绪二十年，闽浙督署刻成《马端敏公奏议》后，总督谭钟麟将书板连同原稿都寄给了马新贻之子马毓桢。
书坊藏板
有些官刻本，常见有“□□书坊藏板”的字样。如道光十七年，台湾淡水同知娄云刊《齐民指掌》，其牌记作“道光丁酉仲春新镌，板藏福省东街口宋钟鸣刻坊”；同治八年（），知县蒋泽沅增刻《宁化县志》，书名页题“汀城上十字街李中和轩藏板”；同治十三年，福建巡抚王凯泰刻《新刻续千家诗》，镌有“板寄后街吴玉田刻字铺”牌记。
“宋钟鸣刻坊”“李中和轩”“吴玉田刻字铺”，分别是刻工宋钟鸣、李中和、吴玉田所创的书坊。说明以上三种刻本刻成后，委刻者将书板直接寄存于委刻的书坊了。
官刻书板，除了以上五种主要的贮藏地外，也偶见特例。如康熙四十五年，延平知府周元文刻《延平李先生师弟子答问》一卷、《后录》一卷、《补录》一卷和《杨罗李朱四先生年谱》四卷，其书名页署“李先生特祠后御书阁藏版”。“御书阁”，即为李氏祠堂的一座楼名。
书板的贮藏地，是我们鉴别古籍版本的依据之一。但情况比较复杂，如家刻、坊刻等的藏板者，一般都是指刻书者。而官刻有所不同，主要有两种情况：其一，藏板者，其实就是刻书者。一般来说，题衙门藏板、官邸藏板的大部分属于这种情况。其二，藏板者，并非刻书者，而是指明贮存场所。题书院藏板、私家藏板、书坊藏板的大部分就是指藏板之所。当然，这也并非绝对，如康熙末年漳州知府魏荔彤刻《魏贞庵遗书》等，均题“本衙藏板”，但实际是魏荔彤委漳州龙江书院所刻。
官刻书板的贮藏地，也并非固定不变。如雍正二年（）长汀黎致远刻其父《讬素斋集》，乾隆三十八年时为“本衙藏板”，道光十六年时为“板藏学宫”，道光二十五年时则为“板藏龙山书院”。
总之，关于官刻书板的贮藏，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而应结合史实予以具体分析。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徐长生获取更多学术资讯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