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写作本文，缘起于近期看到的两件事，其一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程泰宁教授的一篇专访，
其二是朋友发来的一条设计类自媒体“有方”对建筑学普利茨克奖得主王澍访谈的视频，王澍的核心观点是“中国所有的大学都不教中国建筑学”。由此，结合笔者的浅薄见识，以及近些年的世易时移，遂为此文。
一、建筑学中西之争，是文化界对全球化的反应的一部分，也是更大的国家对全球化的反应的一部分。事关逻辑与立场两方面，逻辑即是建筑学自身的基本原理，在当下的时代如何承继、发展中式建筑的遗产，立场则是，在了解中西建筑的基本面之后，对这样的承继、发展，应该投入多大的力度，做到怎样的程度。
但是，所谓合理的程度，从来不存在。现实的状态往往在过度与不足之间摇摆，既不会达到理想值，也不会在某个状态长久停留，更不会保持在那个本就不存在的理想值。如同所有社会化议题一样，争议和话题由此产生，而且长久持续。
二、人文领域无不存在“中西之争”，其中自有缘由。一言以蔽之，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普世皆同，不可能违背；与人相关的一切学问，社会、伦理、法律、美学等等，虽有基本共识，却又各有特点、羁绊和愿景。建筑学即是其中一。
自明清之际传教士来华、尤其清末国门开放以来，中国固有的稳定状态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逐步融入现代世界的过程中，社会的各个方面都面临再认识、再定位、再出发。建筑学即是其中一。
但建筑学又有几大特点。其一，建筑学兼具文理。以工程学视之，建筑学包含的材料、力学不分国界、民族和时代，以审美学观之，建筑学蕴藏的伦理、秩序、符号，无不承载时空和人文差别。
其二，建筑学与民众、民生密切相关，可以说建筑学形成了人类绝大部分的生存环境，也主导了大比例的国民资产的积累。这是世界各国共通的特性。
其三，中国的建筑学，因其悠久的社会文化传统，明显弱工程而重人文。无论官式建筑还是民居建筑，相比他国，均承载了更多的文学、政治、伦常，乃至可视为这些人文精神的物化表达。
中国自古只有工匠而无建筑师，营城筑舍，留名的多是周公旦（洛邑）、王维（辋川别业）等等，相形之下，宇文恺、李诫等则明显名位不显。原本中国就不以“科”学见长，中国建筑学理论更是从未独立形成、发展，而是依附于传统文化的两大主流，政治和文学。从《红楼梦》中亦可看出，所谓建筑、造园之理论，大多假借、依托于政治和文学。
以上三点，当然并非绝对和全部。然而理解建筑学的中西之争，不失为一个认识的起点和框架。
三、因此毫不意外，建筑学的潮流变幻与国家的起伏密切相关。国势衰微则人心求变，对传统建筑遗存视之如负担；国势昌盛，则人心思古，视传统建筑为文化之根脉、阶层之装饰、自强之标志。
无怪乎，几十年前梁启超可保日本京都古城，却保不住北京城墙，因为时代主题是破旧立新；而近十余年来新中式建筑风潮流行一时，尤以近年来南宋故都杭州引领的“宋式美学”蔚为壮观，流布全国。原因无它，国势人心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