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家口市怀来县有一个不大的城堡，这个城堡在辽代就是屯兵之所。由于辽国的将军经常在这里驻守，搭置军幕，故被人们称为“统幕”。后来被讹称为“土木”。就在这个不大的军堡土木堡，明代曾经发生过一次非常著名的战争，这场战争是明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这就是明代中叶正统十四年（年）发生的“土木之变”。这场战争作为中国古今著名失败战例，被载入北京中华世纪坛米青铜甬道上，为后人瞩目。
瓦剌的兴起。明初，远遁漠北的脱木思帖木儿被杀后，内部纷争，使蒙古势力分裂为三大部：南部的兀良哈，东部的鞑靼和西部的瓦剌。兀良哈部早在洪武年间就内附明朝，明政府在此设立朵颜、福余、泰宁三卫，但鞑靼和瓦剌仍在威胁明朝北疆。瓦剌是成吉思汗后裔。15世纪40年代，瓦剌部在其首领脱欢的率领下统一了蒙古草原，脱欢立元朝皇族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却由自己和儿子也先相继把持大权，势力日益增大，不断出兵侵扰明朝北部边境，掳掠人口和财物，成为明王朝北边的劲敌。
“土木之变”的原因。正统十四年（年）春，也先遣使臣人到北京，谎称，希图冒领赏品。明朝责其欺诈，减去马价，瓦剌十分不满。同年七月，也先因明朝通事私自许嫁公主，便贡马作聘礼，被明朝拒绝，更加气愤。于是纠集蒙古各部，自大同、宣府、辽东、甘州分兵四路向明朝进犯。瓦剌知院进犯宣府并围困了赤城。也先亲率主力部队进攻大同。明朝右参将吴浩和大同守将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败死，镇守太监郭敬、都督石亨逃回。
腐败的明朝卫所军抵挡不住瓦剌的进攻，告急文书纷纷报到京师，朝廷一片慌乱。更为严重的是，当时明朝的朝政实际上操纵在太监王振手中。王振，祖藉蔚州，宣德年间，自宫后进入皇宫，由于他识得几个字，又善于奉迎，很快就成为太子朱祁镇的心腹。朱祁镇即位后，又受到重用，正统年间任司礼太监。王振大权在握，独揽朝纲，专横拔扈，以周公自比，事事不经过英宗，出语便称圣旨。英宗称他为“先生”，公侯勋爵则称他为“翁父”，大臣见了他都要下跪叩头，争着向他行贿免祸。他凭借在东宫侍奉过当太子时的英宗朱祁镇的有利条件，控制了9岁登基的英宗皇帝。瓦剌进攻大同、宣府的消息传到王振的耳中，他考虑到大同离其家乡蔚州不远，害怕瓦剌入侵会掳掠他在家乡的财产，同时也企图侥幸取胜，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因此极力主张英宗亲征瓦剌。他向英宗说，昔时成祖御驾五次亲征漠北，扬威塞外，我皇也应效法成祖，亲征瓦剌，立功扬名。此议一出，即受到众多大臣的反对。兵部尚书邝埜、侍郎于谦、吏部尚书王直等极力劝阻，指出当时兵马粮草不足，一时难以备齐，不应草率出兵亲征。但明英宗受王振挟持，又且年轻好胜，一听说打仗甚觉有趣，便拒绝大臣们的劝阻，令其弟郕王朱祁钰留守京师，贸然决定亲征，并命令有关部门3天内准备完。在各方面的准备都很不充分的情况下，英宗就亲率50万大军，于正统十四年（年）七月十六日，仓促离开京师，挥师大同。
“土木之变”的过程。英宗、王振率军出征迎敌，由于准备不足，士兵平时缺乏训练，一开始就士气低落，加上天不作美，行军途中风雨交加，道路难行，明军刚出居庸关，未到宣府，粮食已经接济不上。八月初一，明军在急风苦雨中到达大同。瓦剌军在各路战场都主动出击，惟独闪出大同一路，目的是引诱明军深入重围，而故意撤出塞外，待机袭击。明军进入大同后，王振听到前军宋瑛、朱冕全军覆没的消息，感到十分恐惧，由原来的侥幸取胜一变而为逃跑回避，急忙劝英宗朱祁镇班师回朝。英宗此时也无计可施，急令退兵。随军大臣都主张由紫荆关入塞，但由紫荆关入塞，须经由王振的老家蔚县，原来他本想让英宗顺便到他家乡过路，以向家乡父老炫耀其权势，但后来一想，这么多士兵到了蔚县，必将踏坏他家的庄稼，所以当大军向南行进了40多里后，又临时改变主意，命大军自原路折回，改道宣府，由原路回京。这样一来，明军退到宣府镇狼山时，已被瓦剌军追上。王振命恭顺侯吴忠以及其弟吴克勤迎战，结果全军覆没，二将战死。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率领4万明军增援，在宣府鹞儿岭又被瓦剌军打败，全军溃散。八月十三日，明军退到宣府的土木堡，此地距怀来城（今怀来县旧怀来城）仅20里，众人都想赶到怀来城安营，但王振因有辎重车余辆，在后未到，遂命明军在一无水源，二无险可守的土木堡扎营。第二天，瓦剌大军追到并包围了土木堡，还将土木堡南面的一条小河也占据了。50万明军被瓦剌军团团包围了两天，人马断水，众军饥渴，连掘三四十处，掘地三四丈也不见一丝泉水，人心更加混乱。但狡猾的也先见明军人多势众，难于硬攻，便于八月十五日派人向英宗下书诈和，声称中秋佳节，正是阖家团圆的日子，两国应该以休兵言和为好。明英宗、王振于困境之中，不辨真伪，信以为真，马上复信同意议和。王振还立即命令明军移营取水。这时的明军兵疲马困，斗志低落，见王振命令移营，马上争相奔逃，将官禁止都禁止不住，一时队伍大乱。明军南行不到三四里，只见瓦剌大军又四面冲杀过来。原来，也先采用的是诈和之计。明军见瓦剌军的铁骑勇猛无比，更是争相逃命，互相践踏。瓦剌军见状，更加猛烈地向明军杀戮起来，直杀得血流成河，尸积如山。明军50万大军死伤过半，骡马损失20多万头，衣甲、兵械、辎重损失无数。明英宗朱祁镇也被瓦剌兵团团围住，将士们虽奋力死战，也无法突围，他只好坐在一块高地上。昔日飞扬跋扈的王振，此时也惶若丧家之犬，死于乱军之中。英宗朱祁镇被瓦剌军俘虏而去。
也先俘获明英宗后，从雷家寨挟持到宣府城下，让宣府镇总兵杨洪开城出迎，企图进城抢掠，杨洪识破其阴谋，拒不开城。也先无奈，只得挟明英宗北去。后来，也先又命英宗写信给杨洪，命开城门。杨洪将英宗的信封送朝廷，郕王朱祁钰派人对杨洪说，这是伪书，今后有这些文书，都可以拒绝接受，于是，杨洪一意坚守宣府。宣府一直没有被瓦剌侵占。
智擒喜宁。喜宁原本是明朝的宦官。在“土木之变”前被瓦剌掳去，这喜宁经不起也先的威胁利诱，不久便变节投降了瓦剌。明英宗被瓦剌俘虏后，他认为这是对瓦剌表忠心的好机会，于是主动向也先出谋划策，要也先以英宗为猎物，要挟明朝。他将明朝的虚实全盘告知瓦剌，并不断引导瓦剌兵挟持英宗侵扰明朝边关，胁迫守将开关，召镇守将领出城面见英宗，趁此机会加以扣留。他认为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削弱明朝的边关防御力量，另一方面还可以借机抢掠和索取金帛。而对明朝将领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难以处理的问题，出城迎接吧，明知瓦剌的阴谋，不出城迎接吧，又恐犯了大不敬的罪名。为此，明朝边关将士恨透了这个叛徒。但喜宁却毫无收敛之意，反而变本加厉地卖身求荣。 正统十四年（年）十月，也先在喜宁的策划下，又带着英宗来到大同城下，声称要奉英宗还京，让总兵郭登开城。郭登识破其诡计，拒不开城门。也先见喜宁之计不能得逞，不得已于十月初九日到了紫荆关。喜宁又出主意让也先夹攻关城，导致守将战死。于是，也先带着英宗过紫荆关，经易州、良乡，于初十日到了京师城下。十一日，也先让英宗朱祁镇登上土城，喜宁又给也先出主意，让明廷派大臣来见朱祁镇，景泰帝命右通政王复、太常少卿赵荣为使，出城来见英宗。喜宁借口二人官小，不让他们见朱祁镇。提出要让于谦、石亨等来见才行。想借机扣留于谦，使明军失去主帅，达到对明朝不攻自破的目的。在此情况下，于谦力主以武力保卫京师，并在德胜门、西直门、居庸关等处大败瓦剌。也先见明军不可小视，又恐各地勤王之师的到来，遂于十月十七日由紫荆关出塞。
时任万全右卫守备的江福，决意智擒叛徒喜宁。一次，喜宁派其心腹高来到万全右卫城，声称要与明朝议和，实际上想引诱明军出城而歼灭之。江福觉察了这个阴谋，遂将计就计，殷勤款待高，但在宴席之间又向他大讲忠君爱国的道理，使高为之感动，酒后吐出真言，承认了喜宁的真实意图。说服高后，江福又与高共同谋划了智擒喜宁的计划。之后，让高回到瓦剌回复喜宁，说明朝的将领愿意议和。同时江福向宣府镇总兵作了汇报，宣府镇总兵也支持江福的计划，派朱谦、杨俊各率兵埋伏于野狐岭一带。
喜宁得知高有关明朝同意议和的报告，果然在约定时间前来与江福会盟。这一天，江福派出壮士10余人，让他们内着盔甲，外穿常服，抬着酒食，出关迎接喜宁。在野狐岭见到了喜宁一行后，江福等一齐向喜宁敬酒，请他下马饮酒洗尘。喜宁起初还有一点戒心，不愿下马。后来在众人的“热情”相劝下，放松了警惕，下马饮宴起来。这时，江福见时机已到，便示意众人动手，他一马当先，用手抱住喜宁，众壮士一拥而上，将喜宁擒获。这时埋伏在两边的明军也奋勇杀出，一时间野狐岭杀声震天，随行的瓦剌兵见中了明军的埋伏，慌忙各自逃生而去。明军将喜宁送到京师，处以极刑，一时人心大快。喜宁被杀，也使瓦剌失去了一个出谋划策的人，明英宗在瓦剌那里的作用也越来越不重要了。所以，在“土木之变”的一年后，也先就将朱祁镇由野狐岭送还明朝。而且送还朱祁镇在瓦剌方面还是无条件的。但瓦剌送还英宗这一行动，却在明朝内部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舍身崖的故事。在“土木之变”中，有一支瓦剌兵从独石口、马营口突入长城之内，当时驻守在龙门峡（今赤城县城北白河上游）旁仓上堡的千户田坤，率部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以身殉国。明军战败的消息传到田坤家中，年仅19岁的女儿，悲痛万分，深为父亲的壮举感动，她为了向世人表示她忠于国家、孝于父亲的一腔感情，于是从容由龙门峡的百丈悬崖上纵身跃下，以明节志。当人们得知这个消息后，深深为之惋惜与敬佩，大家在崖壁上凿窟安葬了烈女的忠骨，并将此崖取名为舍身崖。历代文人雅士纷纷在这里刻石铭志，舍身崖成为塞上一处名胜。
土木显忠祠。景泰元年（年）八月十三日，英宗朱祁镇在瓦剌伯颜帖木儿陪同下，行至今张家口市张北县野狐岭。在这里，伯颜帖木儿与朱祁镇告别。瓦剌还派了骑兵，护送朱祁镇回京。英宗先经宣府，又经怀来，过居庸关，回到京师。路过怀来时，朱祁镇遥祭“土木之变”中阵亡的大臣和将士，并口谕怀来守臣，于土木堡修筑祠堂，纪念在“土木之变”中死难的将士。英宗死后，其子宪宗朱见深即位，对朱祁镇生前制造的杀害于谦的冤案进行了彻底平反。为了以英宗过失为鉴，宪宗又命怀来守臣重修土木之祠，立碑记其事。为了纪念于谦在北京保卫战中的不朽功勋，又令于土木之祠内立于谦的像，并立碑撰文，以扬后世。还亲自题写了显忠祠匾。万历年间明朝廷又对显忠祠进行了重修。清初毁于战火。康熙五十六年（年），口北道又重修。民国年间当地百姓又捐资修建。冯玉祥将军任西北督办时，曾到土木显忠祠瞻仰。
目前，土木显忠祠犹存。显忠祠占地平方米。东西45米，南北70米。共分两层院落。山门坐北朝南，门上悬挂显忠祠匾额。大门两侧有木制楹联：一代忠贞光祖俎，千秋气节壮山河。进入山门后，有一条40米长的甬道，直通正门，正门上方悬挂着“大节凛然”匾额，两侧有“隆千秋事典，表一代忠良”的楹联。正门后面30米处是显忠祠正殿。正殿内祭祀着在“土木之变”中殉难的66位大臣（其中文臣47人，武官18人，宦官1人）的牌位。两侧抱柱上悬挂着木制楹联：故老尚余哀，兵溃不堪论往事；诸公应自慰，君存何必问微躯。显忠祠特殊的人文内涵，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们前来追思历史，发思古之幽情。
王振与旌忠祠。王振这个“土木之变”的罪魁祸首，虽然早已被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但与其臭气相投的朱祁镇却至死不悟，充分体现了昏君与奸臣狼狈为奸的历史悲剧。就在朱祁镇“夺门之变”中复辟不久，他就以“意欲迎立外藩”的“莫须有”罪名，将对明朝有大功的兵部尚书于于谦、总兵范广杀害，造成了可与岳飞冤狱相提并论的千古奇冤。与此同时，朱祁镇对王振却怀念有加。他不顾众大臣的反对，命人用香木雕刻了一个与王振真人一样大的木像，并将这个木像供奉于王振生前的家庙昭化寺内，起名为“旌忠祠”，让人们四时祭祀这个“土木之变”的祸首。朱祁镇还在为王振“旌忠祠”立的石碑中，篡改历史，将王振死于乱军之中的事实，篡改为当瓦剌兵合围之时，王振见大势已去，便把刀自刎而死，一个致使明朝50万大军全军覆没的罪人，一下子变成了为国捐躯的英雄，朱祁镇的昏庸真可谓是前无古人了。由此观之，“土木之变”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朱祁镇虽然也曾提出过修建土木显忠祠，但两相比较，他对王振的感情要远远深于对明朝的50万大军的感情。此情此景真使人扼腕叹息！
明代谢铎曾有一首《哀土木》的诗，对王振误国的历史悲剧，表示了深深地感叹：
日落辕门号令频，六军相对眼如瞋。
空遗满地孤臣骨，谁斩终天误国人。
故老百年犹涕泪，太平今日忆更新。
伤心莫问龙沙路，北雁无情塞草春。
于谦、范广与“土木之变”。于谦不但在“土木之变”中，以大无畏的精神与胆略，受命于危难之中，成功抗击了瓦剌的侵入，取得了京师保卫战的胜利。而且对宣府镇的防卫也十分重视。北京保卫战后，瓦剌仍然想挟持明英宗以攫取财帛。为了防御瓦剌的侵扰，明朝兵部尚书于谦亲自到宣府镇考察，命在“土木之变”的发生地怀来，设立10营分驻3万人马，作为居庸关、独石口、马营等关口的策应。至今怀来县官厅水库北岸仍然有头二营、三营、四营、五营、六营、小七营、八营、九营和十营，即为当时的驻军营地。景泰元年（年），瓦剌分道侵扰，野狐岭、万全右卫城都被抢掠，有多瓦剌骑兵攻占了宣府城东的贾家营。在于谦的指挥下，明军力战击败了瓦剌兵。
“土木之变”后，在于谦组织的京师保卫战中，有一位曾经在宣府任过职的勇猛将军，他就是范广。这位被于谦赏识的将军，是辽东人，精于骑射，骁勇绝伦，原为辽东指挥佥事。英宗被俘后，朝廷急需大将之才，于谦将其推荐入朝。他临危受命，在紫荆关打败了瓦剌的进攻，因此被升为都督同知，领命驻守怀来。景泰元年（年）二月，瓦剌又兵犯宣府，范广被任命为宣府镇总兵，与都御使罗通督兵巡哨，保证了宣府的安全。范广秉性果敢，每当战事，带头冲锋陷阵，奋勇当先，深得军士的爱戴。就是这样一位猛将，在英宗复辟后，被诬为“附于谦谋立外藩”，下狱被杀。他们的冤狱，至今使人感叹不已。